事實上，近年來農民工為主體的藍領工人工資的快速提高，很大程度上與政府經濟刺激計劃有關。在2007~2010 年期間，城鎮(zhèn)單位就業(yè)人員增加了8.5%，而建筑業(yè)增加了20.6%，房地產業(yè)增加了27.1%，租賃與商業(yè)、服務業(yè)增加了25.4%。這些行業(yè)對農民工都有著較大的需求，構成了拉動農民工工資上升的主要因素。而這些行業(yè)的擴張是與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分不開的，具有很強的周期性，其持續(xù)性存在問題。…[詳細]

而且，近年來勞動報酬的快速增長，其實也可以算作“報復性反彈”。有研究顯示，在2008年之前，中國的勞動報酬與GDP的比值，已經幾乎連續(xù)20年都在下降，而資本報酬則在持續(xù)上升，這顯然是不正常，因此勞動報酬會出現(xiàn)反彈。但當勞動報酬的反彈性增長到一定比例時，自然就會放緩。

與近年勞動報酬的快速增長相比，另一樣事物的增長尤其矚目，那就是房價。最近十年，城鎮(zhèn)房地產價格的上升會使得高收入人群的財產性收入大幅度上升，從而加大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這讓低收入者好不容易因勞動報酬上漲造成的收入差距的縮小，被大大抵消。

由于統(tǒng)計局并沒有公布新的基尼系數(shù)如何計算，因房子而產生的財產性收入是否納入統(tǒng)計尚不得而知，但鑒于我國對房產的統(tǒng)計存在很大困難，我們可以認定房產對擴大收入差距的影響是被低估的。…[詳細]

中國收入差距之難以縮小，還有很多因素。其中之一是稅。稅收調節(jié)是發(fā)達國家調節(jié)收入差距最有效的手段，如英國的基尼系數(shù)在收稅和再分配之前大約是0.52，但在經過稅收和轉移支付以后，基尼系數(shù)就只有0.36左右。而中國稅前和稅后的基尼系數(shù)差距并不大，甚至稅后的基尼系數(shù)比稅前還要高。這是因為，以增值稅等流轉稅為主體的中國稅務制度，實際上是一種累退稅，低收入者的稅負比例比高收入者更高。

另外，較高的通貨膨脹特別是食品價格拉動的物價上漲，往往對窮人和低收入居民更加不利，他們收入的實際購買力下降幅度超過高收入居民，這在實質上加劇了收入差距。

除此之外，仍然存在的城鄉(xiāng)二元體制、壟斷國有部門不合理的高收入高福利、以及隨處可見的腐敗，都是降低收入差距的大敵。

事實上，有許多研究都指出，“庫茲涅茨倒U曲線”并不會天然地出現(xiàn)。許多拉美國家早早進入“少數(shù)人迅速致富”的時期后，遲遲迎不來真正的拐點，基尼系數(shù)即便一時降低也會出現(xiàn)反彈，或一直保持在高水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

而日韓等相對成功的國家，在發(fā)展期往往基尼系數(shù)突破0.4之前便迎來了拐點，收入差距開始縮小，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及早避免了收入差距增大時既得利益集團尾大不掉的局面，又或者在發(fā)展的過程中一直重視提高勞動者報酬，從開始就打下公平分配的基礎。

以上例子足以說明，即便中國的基尼系數(shù)下降了那么一點，也并不值得有多欣喜，相反，對收入分配制度進行改革仍是刻不容緩。…[詳細]

在經濟快速增長——即“蛋糕”還能不斷做大的時期，如何讓“蛋糕”分得更公平，往往還不會成為最受矚目的焦點。但一旦經濟發(fā)展出現(xiàn)停滯，如何更公平地進行收入分配，對國家、民眾而言是命運攸關的話題。經歷了十年左右接近10%的高速增長后，受勞動力成本增加、勞動力開始減少，受教育勞動人口增長放緩等種種因素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率不可避免地會出現(xiàn)回落。

或許有人認為，技術進步將解決增長放緩的問題。然而，沒人能夠對此做出保證。而且，即便技術進步真的能夠帶來增長，對工薪族而言也未必是好事。最近的一些技術前景如機器人、3d打印、自動駕駛等表明，一旦這些技術走向成熟，很多活就不需要人類來做了。企業(yè)家只需要資本就能進行生產，勞動者將找不到工作或者薪資貶值——不要以為這些離中國還太遠，作為一個后發(fā)國家，應用新技術并不需要比先進國家晚太長時間。

要應對這一前景，一個重視教育和再分配的收入分配體系必不可少。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達榮·阿斯莫格與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詹姆斯·羅賓森于2012年合作出版了一本《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為什么國家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受到了西方學界的極大關注。這本書探討了為什么有些國家能成功，有些國家會失敗，是什么創(chuàng)造了社會的繁榮與貧窮——答案是“體制、體制、體制”，在本書的兩位作者看來，一個國家是否有包容性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是其能否成功的關鍵。包容性的經濟體制包括保障私有產權、創(chuàng)造公平競爭環(huán)境等，包容性的政治體制則包括政治權力分布廣泛同時受到限制等等。

收入分配的正義對國家非常重要

無疑，一個良好的收入分配體系將是良好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結合。公平的勞動報酬，不被掠奪的財產，讓大多數(shù)人受益的稅收，民眾獲得充分的教育和福利，這是評價一個收入分配制度好壞的標準。當一個國家有足夠好的制度時，便會獲得發(fā)展，而當這個國家的制度適應不了一個新的階段時，便會走向失敗。收入分配問題解決不了的國家，會出現(xiàn)什么樣的狀況呢？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說法，“群體收入低，沒有保障，就會越來越孤立，越來越被忽略，他們就會恨，他們身上的暴力因此就容易一觸即發(fā)”——顯然，這既不是窮人，也不是富人所期望的社會。

在當下中國，在習李新政的反腐大潮下，高官一個一個落馬，房叔房姐不斷曝光，據(jù)稱有些官員已經開始“恐慌性拋房”，前幾年還全球猖獗的中國奢侈品豪購團也有所收斂——但這并不足以抵消長期以來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的巨大慣性。接下來我們會討論，克服不合理的城鄉(xiāng)差距、壟斷國有部門不合理的高收入有多少困難。而萬眾期待的“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需要做些什么，而人們又可以期待什么。